蘇軾、米芾、楊萬里、蔡元長……他們的書法“銘刻”在淮安
近日,國家文物局公布了《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錄》,包含碑刻、摩崖石刻等1658通(方)重要文物,其中江蘇73通,淮安市占6通,分別為《東魏石刻造像碑》《御制重修惠濟祠碑》《蘇軾〈行香子〉》《蔡元長題字》《米芾題字》《楊萬里題刻》。我市厚重的歷史文化遺存,再次受到廣泛關(guān)注。
《蘇軾〈行香子〉》
摩崖石刻,位于秀巖。高38厘米,寬34厘米。行書。
北宋神宗元豐七年(1084年),蘇軾四十八歲,受“烏臺詩案”影響,被貶謫黃州(今湖北黃岡)團練副使已五年之久。神宗皇帝不忍這樣的曠世奇才被埋沒,親下手書,但迫于丞相等人的反對,只能詔令蘇軾量移離京師近一點的汝州(今河南臨汝),再尋機起用。“烏臺詩案”是蘇軾人生的轉(zhuǎn)折點,生活窘迫,精神復(fù)雜,他對政治和人生的心態(tài)都發(fā)生很大的變化。四月,蘇軾離開了黃州,在筠州(今江西高安)與久別的弟弟蘇轍相聚。五月,探訪廬山名勝,寫了著名的《石鐘山記》。七月,在江寧(今江蘇南京),會見了罷相八年的王安石,相談甚歡,多年的隔閡消融,傾慕化解了對立,友誼取代了嫌隙。八月,蘇軾離開了江寧,在佛印、秦觀等好友的陪同下,游覽揚州、常州等地,在江南秀麗的山水中徜徉,心生定居于此的決定。十月,蘇軾寫了《乞常州居住表》,希望朝廷可以恩準,一邊等待,一邊啟程,緩緩北上。十二月初一,蘇軾抵達泗州(今江蘇盱眙),已是寒冬臘月,冰封河面,船難通航,蘇軾便決定過完除夕再走。
蘇軾一生,十余次途經(jīng)泗州(今江蘇盱眙),留下的詩文甚是豐富。而元豐七年歲末這次,自十二月初一至元豐八年正月初四離開,長達一月有余。留下的詩文數(shù)十首。在泗州,他與好友泗州太守劉士彥相會,同游泗州城南的南山(今盱眙第一山),不僅留下了“人間有味是清歡”的千古佳句,還作《行香子·與泗守過南山晚歸作》,后被摹刻于第一山崖壁。南宋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》載:“石崖之側(cè),有東坡《行香子》詞,后題云:與泗守游南山作。字畫是東坡所書小字,但無姓名。崇觀間,禁元祐文字,遂鐫去之。”就這樣,蘇軾《行香子》題刻,在第一山石壁靜默千年,1985年的文物普查時才被發(fā)現(xiàn)。
《蔡元長題字》
摩崖石刻,位于秀巖。高80厘米,寬64厘米。行書。
劉晦叔,即劉昱,具體生平待考。畢公叔,即畢仲游。畢仲游,字公叔,鄭州管城(今河南鄭州)人,宋代宰相畢士安曾孫。熙寧三年(1070年)進士,歷知耀州、京東、淮南轉(zhuǎn)運副使、吏部郎中等。工詩文,文章精麗、雄偉博辯,著有《西臺集》。宋仙民,即宋喬年。宋喬年,字仙民,安州安陸地(今屬河北)人。以女嫁蔡京子攸,曾任京畿都轉(zhuǎn)運使,知河南府。蔡京罷相,為諫官奏劾,貶蘄州安置。蔡元長,即蔡京。蔡京,字元長,興化軍仙游(今屬福建)人。熙寧三年(1070年)進士,先后四次任宰相,與蘇軾、米芾、黃庭堅合稱北宋“四大書法家”,后世以其“人品奸惡”,遂將“蔡”改為蔡襄。
崇寧元年(1102年),右相曾布與左相韓忠彥爭權(quán),曾布為拉攏蔡京,二月升蔡京任北京大名府知府兼北京留守,三月即被召回朝任翰林學(xué)士承旨,六月升任執(zhí)政(尚書左丞),七月升任右仆射兼門下侍郎(右相),后又官至太師。
正是在這一年的三月,蔡京在盱眙駐足,與劉晦叔、畢仲游、宋喬年同登第一山,留下了《蔡元長題字》。蔡京是備受爭議的歷史人物,盡管他在宋代政壇留有惡名,但他的書法造詣備受推崇。因為“奸臣”的身份,他保存下來的書法作品并不是很多,現(xiàn)存大多是題跋作品。第一山石壁的《蔡元長題字》是蔡京作品,字勢豪健,痛快沉著,獨具風格。
人品和書品始終是不可拆解的,蔡京因為德行差,被踢出了“宋四家”行列,這也時刻提醒我們提高修養(yǎng),求真、求善。
《米芾題字》
摩崖石刻,位于秀巖。 高45厘米,寬48厘米。 行書。
米芾(1051-1108年),初名黻,字元章,襄陽(今湖北襄樊)人,與蔡襄、蘇軾、黃庭堅合稱“宋四家”。張大亨,字嘉父,吳興(今浙江湖州)人。神宗元豐八年(1085年)進士,歷太學(xué)博士,司勛員外郎,官至直秘閣。曾寓居盱眙。著有《春秋五禮例宗》《春秋通訓(xùn)》。
米芾一生多次往來于江淮,留下諸多詩文和摩崖題刻。北宋紹圣四年(1097年),米芾知漣水軍使,過盱眙,登臨游覽作《都梁十景詩》,并書“第一山”三大字。南宋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》:“淮北之地平夷,自京師至汴口,并無山,惟隔淮方有南山,米元章名其山為第一山,有詩云:‘京洛風塵千里還,船頭出沒翠屏間,莫能衡霍撞星斗,且是東南第一山!嗽娍淘谀仙绞律稀!北彼纬鐚幵辏1102年),米芾任江淮發(fā)運使官,與發(fā)運使陳敏同登第一山,在秀巖留有“發(fā)運使陳敏米芾崇寧壬午二月同來”題刻。
北宋徽宗崇寧五年丙戌(1106年),米芾56歲,在蔡京的舉薦之下,結(jié)束了兩年多的無為軍(今安徽無為)知軍的任職,被任命為書畫學(xué)博士,禮部員外郎。這是米芾人生的高光時刻,他泊舟盱眙,與寓居盱眙的張大亨同登第一山,興筆題名“張大亨、米芾,丙戌歲”,勒于石壁。這是米芾晚年巔峰時期作品,字體遒勁有力,筋骨雄毅。
《楊萬里題刻》
摩崖石刻,位于秀巖。 高43厘米,寬59厘米。 行書。
楊萬里,字廷秀,號誠齋野客,宋吉州吉水(今江西吉水)人,南宋著名愛國詩人、文學(xué)家。黃夷行,字用之,蒲城人,宣和間中武舉,曾任泉州觀察使、左武衛(wèi)將軍、武功大夫、貴州刺史等職;趔趾颓,丹徒(今江蘇鎮(zhèn)江)人,淳熙十六年(1189年)至紹熙二年(1191年)知盱眙軍,著有《都梁志》。
1127年,金軍攻陷東京城,北宋滅亡?低踮w構(gòu)于南京應(yīng)天府即位,建立南宋。紹興和議簽訂后,宋金以秦嶺-淮河為界,在政治上互相對立。南宋政權(quán)“偏安江南”,與金恥辱議和。南宋淳熙十六年(1189年),趙惇(即宋光宗)即位,楊萬里于五月復(fù)直秘閣,八月被召,九月入京,十月任秘書監(jiān),這一年是楊萬里政治生涯的高峰。年底,楊萬里奉派為迎伴金使,頻出盱眙。在盱眙創(chuàng)作了《渡淮》《初入淮河四絕句》《題盱眙軍東南第一山》等詩篇,表達了盼望統(tǒng)一的愿望。在與黃夷行、霍篪同登第一山后,題字秀巖石壁。
前面這四通珍貴文物,都在盱眙縣城的第一山國家森林公園內(nèi)。盱眙第一山也是國家AAAA級旅游景區(qū);第一山古稱都梁山,因在泗州之南僅隔淮水,稱為南山。第一山歷史悠久,千年文脈傳承有序,其所屬范圍內(nèi)的敬一書院、試院、文廟、瑞巖觀、縣署等處,原有題刻172塊,經(jīng)1986年普查,尚存摩崖88塊、碑刻40塊;早自宋元,晚迄明清,書體有正、草、隸、篆,文體有詩、詞、題、記,千年來,被文人墨客敬稱為“山腰有石皆詩草”。第一山上的這些題刻,有南宋吏部尚書余瑞禮、龍圖閣學(xué)士曾考蘊、開封知府呂嘉間等朝廷官府要員留記,也有書法大家米芾等文人學(xué)士的手跡;還有賀鑄《上巳晚泊龜山詩》《元祐七年龜山晚泊詩》和楊萬里《題東南第一山詩》《玻璃泉詩》等名人內(nèi)容豐富的詩詞,所以,第一山題刻被列為全國文物保護單位,并久負盛名,每年都有數(shù)百萬游客前來游玩參觀。
《東魏石刻造像碑》
淮安石造像碑發(fā)現(xiàn)于地表以下1.8米,整個造像碑高76厘米、寬38.2厘米、厚11.5厘米,除右上側(cè)碑緣處稍有破損外,基本完好,雖在地下埋藏多年,然而銘文字口、造像線面完整清晰。據(jù)碑陰銘文記載,造像碑確切的紀年為大魏武定五年,即公元547年,為北朝東魏孝靜帝元善見時期的造像碑。
碑陰鐫刻銘文,自右向左、從上而下,共7行153字,全文為:“唯大魏武定五年,歲次丁卯,七月己丑,朔三日壬辰,遵義鄉(xiāng)揭?guī)X村法儀等眾,敬白十方諸佛,一切圣賢,竊惟人生無常,財非已有,咸共割舍,仰為:皇帝陛下,州牧守令,已身眷屬,敬造佛像一軀,刊碑記之。緣此功德,上祝國祚無窮,三寶永隆,世界眾生,咸同福慶。邑正袁□濱,法儀劉文□,法儀賀洛,村正康永睿,化主劉伯祥,邑子王方雋、邑子樂長恭、邑子孟衡貴,邑子李恢,邑子劉文璜,邑子韓鴻儒!弊舟E遒勁雋秀。碑底部有一梯形鑿孔,長為8.2厘米,上下底分別為4厘米、3.5厘米,當為安碑座之用。
淮安造像在造像罕見之地出土,在時空上頗有突兀之感,造像的藝術(shù)成就為同期小型造像所不及;窗矕|魏石造像面相秀潤豐滿,表情溫和,眉稍低垂,耳垂不及肩,衣較寬,衣紋衣褶采用了飄動流暢的線條,突破了北魏早期那種衣紋并行線的規(guī)格,趨向?qū)憣,而舟型的背光、半圓的頭像,簡樸的線條,追求均衡對稱形式美的衣裙,仍然繼承了北魏晚期的流風余緒。從這件石造像不難看出,石刻造像藝術(shù)由北魏向隋唐過渡時期受南方文化影響而呈現(xiàn)岀的較為明顯的時代特征。
《御制重修惠濟祠碑》
乾隆皇帝在位期間,曾六次南巡,其目的“省方問俗之外,大要以東南水患為先務(wù)”;窗驳靥廃S河、淮河、運河交匯之處,是漕運中樞,又是黃河、淮河入?,故乾隆皇帝每次南巡,必在淮安駐蹕。御制重修惠濟祠碑是乾隆帝第一次南巡時題寫的石碑。該碑碑體碩大,碑高4.80米,底寬1.63米,座寬1.36米~1.38米,碑座厚0.76米,碑身厚0.50米;碑額鐫刻蟠龍卷云圖,碑體四面有刻文,碑座為雙龍對向圖,碑型別致,雕刻精美。此碑現(xiàn)存于淮陰區(qū)馬頭鎮(zhèn)三閘村惠濟祠遺址內(nèi)。
碑的正面(碑陽)刻有清高宗乾隆親撰并書的“重修惠濟祠”碑文,共20行,滿行44字,計749字。碑文稱頌了康熙帝數(shù)次南巡視察黃淮水利工程,筑堤壩、挑中河、根治水患,使百姓安居樂業(yè)、五谷豐登,漕運船只盡避黃河之險等業(yè)績,并記述了乾隆十六年重修惠濟祠的情況。碑的背面(碑陰)刻有乾隆丁丑(1751年)御筆《謁惠濟祠》七律一首,詩曰:“瑞氣扶輿鳳閣峨,金堤千載鎮(zhèn)洪河。黃流清匯安瀾慶,楚舫吳艘利涉歌。百越鄉(xiāng)寧拘地遠,六宗功著濟人多。彩舟穩(wěn)渡慈顏豫,神賜欣叨默護呵!甭淇睿骸扒《〕蟠憾掠}!北髠(cè)為乾隆庚子年(1780年)御筆行書詩《謁惠濟祠一律》:“惠濟千秋蒙庇佑,崇祠故實見河干。十余年別今朝謁,一片誠同昔日殫。不動御風剎竿靜,暢流清水巨川寬。大河北徙陶莊后,益賴神庥永奠安。”落款:“庚子仲春月上浣御筆!
惠濟祠和御制重修惠濟祠碑是清代康乾時期治河、導(dǎo)淮、濟運的重要歷史見證,對研究淮安在水利史、漕運史、交通史上的地位以及明清時期河務(wù)、漕運及淮安地區(qū)社會經(jīng)濟發(fā)展等情況有重要意義。
■特約撰稿 沈士清 胡仁生 徐愛明(按行文順序排列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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